夏曦与苏区“肃反”（许顺富）

夏曦与苏区“肃反”（许顺富）

在1928年至1935年期间，由于“左”倾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一场波及广泛的“肃反”运动在苏区各地肆虐展开。中央苏区的“AB团”肃反、闽西苏区的“社会民主党”肃反，以及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和陕北根据地的肃反运动，都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湘鄂西苏区，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夏曦在当地的肃反行为尤为极端。自1932年起，短短数年间，他先后发起了四次大规模肃反行动，致使红3军从3万余人锐减至3000余人，整个部队人心惶惶，陷入极度不安之中。

首次开展“肃反”运动：肆意推行逼供信手段，其恶劣影响波及至地方与军队。

1927年南昌起义失利之后，中共中央果断决定组建以贺龙为领头的五人领导小组，率队赴湘鄂西地区，指导土地革命。在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万涛、柳直苟等英勇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下，湘西与洪湖的革命烽火日益炽烈。及至1929年春暖花开之时，洪湖地区下辖的23个县，党的组织已基本恢复，秘密农协会相继成立，游击队规模亦有所扩大。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公安等地，小块革命根据地接连涌现，逐渐形成了湘鄂边与洪湖两大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领的红2军与邝继勋指挥的红6军在湖北公安胜利会师，两军合并为红2军团，湘鄂边与洪湖两大根据地得以连成一片，共同构成了湘鄂西苏区。随后，中共湘鄂西特委及湘鄂西联县政府应运而生，红军与地方武装人数增至三万余人。正当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之际，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迅速在湘鄂西苏区蔓延。先是邓中夏推行“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继而是夏曦实施“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两股错误路线均给湘鄂西苏区带来了巨大损失，葬送了这片革命热土的大好形势。特别是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开展的“肃反”运动，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

夏曦，1901年生，湖南益阳人，是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在党的五大上，夏曦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接替李维汉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王明走到了一起。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六届四中全会上，夏曦当选中央委员。1930年3月，王明派夏曦到洪湖苏区，取代邓中夏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并指示将红2军团改为红3军。以更好地执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931年3月15日，夏曦踏入了湘鄂西苏区的土地。

湘鄂西苏区的首次“肃反”活动始于1932年5月。当年，国民党第10军军长徐源泉意图分化我革命队伍，遂派遣特务张锡侯，伪装成商人，借助与天门县军事部长杨国茂的旧日同窗之谊，企图游说杨国茂背叛。然而，杨国茂识破其阴谋，将其逮捕并移交红3军军部处理。夏曦的亲信江奇，时任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却视此为排挤异己的绝佳时机，于是亲自审讯张锡侯，采取殴打、诱供等残酷手段，迫使其诬指杨国茂、万涛、潘家辰等为改组派成员。张锡侯在江奇的严刑拷打下，不堪忍受，胡乱供出杨国茂曾加入国民党改组派。随后，江奇下令逮捕杨国茂，对他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先是拳打脚踢，继而灌辣椒水、钉竹签于手指，最后用烧红的烙铁烫灼其胸膛，使其痛苦不堪。在极端的折磨下，杨国茂无法忍受，只得按照江奇的意愿，供出曾得罪过江奇的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等人。夏曦、杨光华等人根据江奇通过严刑逼供获得的材料，武断地认定杨国茂为“改组派”，并将其处决。夏曦等人还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为“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先后逮捕了省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省委候补委员侯蔚文、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监利县县委书记朱可庭、沔阳县县委书记徐二等，导致党的地方组织遭受严重削弱。

不久，红3军亦深受“肃反”风波之累。夏曦依循江奇从杨国茂处通过严刑逼供所取得的证词，致信随军出征的关向应，责令其即刻拘捕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声称胡系“改组派”，乃潜入红军的叛逆分子。初至苏区的关向应尚不明真相，便遵从夏曦的命令，派遣人员拘捕了胡慎己。江奇对胡慎己施以种种残酷刑讯，数次将其折磨至昏迷不醒。然而，胡慎己坚不承认自己为“改组派”。江奇束手无策，只得按己之意胡乱编造口供，将胡慎己击昏后，强行将其手指按印于纸上。随后，夏曦与江奇在红3军内大肆推行逼供信手段，接连拘捕了红7师参谋长赵奇、参谋处长朱元成、红9师参谋长张应南、参谋处长童士秀、红8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9师政治部主任刘鸣先、红7师19团政委刘革非等人。共计28名团级以上干部被他们定性为“重要反革命分子”。

不久，夏曦及其同伙再次编织罪名，将功勋卓著、对他们采取过激手段的潘家辰、万涛等人逮捕。他们不仅对他们施以残酷的拷打，潘家辰被捕后，遭受连续的毒打，导致神智错乱，全身关节被打断。即便如此，他至死都不肯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反而大声呼喊，要求他们用刀剖开他的胸膛，检验他的心脏是黑是红。万涛被捕后，更是遭受了整夜的拷打，哀嚎之声让人不忍听闻。对此，原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后改称红3军的柳直荀深感愤慨，他曾在别人面前直言：“夏曦对自己人狠毒，实则是个十足的胆小鬼。”此话传至夏曦耳中，勾起了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期间，马日事变时他不顾革命同志安全，先行逃跑的往事。他惧怕柳直荀揭露这段丑事，遂决定立即逮捕柳直荀。然而，此时柳直荀却还蒙在鼓里，打算与夏曦商谈万涛被捕一事。不料，他刚出门便被迎面而来的心狠手辣的江奇抓捕。江奇在肃反运动中发明了20多种残酷的刑罚，其中如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手段之狠辣，非死即残。他见面即对柳直荀痛下杀手，将其打昏。随后，柳直荀被押送至政治保卫局监狱，那里的副局长彭国材（洪湖、鄂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是柳直荀的老友，本欲放他一条生路。柳直荀却天真地想要向上级反映情况，彭国材却告诫他：“你反映什么？他们都是一丘之貉。”然而，事情拖延下来，被江奇察觉，最终导致彭国材也被捕并遭杀害。柳直荀的妻子，著名李淑一女士回忆说，柳直荀几乎每天都遭受拷打，直至深夜。在被判处死刑的那一天，柳直荀和万涛等人已经身受重创，成了残废，但他们依然被乱棍打死，尸体下落不明。此次被杀害的包括万涛、柳直荀、潘家辰、彭国材、戴补天、刘格非等人，都是苏区创建初期的核心领导人。

在首次“肃反”运动期间，夏曦对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大量残酷的杀害。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9月15日提交给中央的汇报，在首次针对“改组派”的斗争中，湘鄂西苏区的党政军各级干部中，被捕者多达千余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约有百余人。然而，实际上的死亡人数远超此数。贺龙在回忆录中提及：“夏曦白天捕人，夜晚杀人。无论是捕人还是杀人，皆无任何材料依据，完全凭借指名审问，即便是在战斗最为激烈之时，亦不忘进行‘火线肃反’。夏曦在洪湖持续杀戮数月，仅此一次‘肃反’运动，便使得万余人丧命。如今幸存下来的几位女同志，仅仅是由于当时杀戮的顺序是先男后女，当敌人来袭时，她们因未被及时杀害而得以幸存。”

第二次“肃反”运动中，专横独断的态势尤为突出。期间，党、团组织遭到了解散。

1932年6月，蒋介石委派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担任总司令一职，并任命徐源泉为副司令。他们率领十万雄师，气势汹汹地直指洪湖苏区，发起了史无前例的第四次“围剿”。此次行动，襄北、襄南两地同时发动攻势，企图将红3军压缩至长江与襄河之间，予以围歼。受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误导，夏曦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却错误地提出了“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仅允许攻击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得轻举妄动攻击小据点”等口号。他强令贺龙率领红3军的主力第八、第九两个师，进攻荆州和沙市两城；同时，王一鸣的红7师负责抗击来自北方的进攻之敌。此举导致红3军不得不与敌军正面交锋，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红3军的人数从原先的三万余人锐减至一万四千人，反“围剿”斗争以失败告终，湘鄂西的多个根据地亦损失殆尽。

然而，夏曦不仅未能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反而坚信洪湖苏区的失守，源于“肃反”工作的不彻底性，以及“改组派”在党内的暗中破坏。在红3军会师仅仅第三天，他便急不可耐地启动了第二次“肃反”行动。

八月底，第二次“肃反”运动在湖北京山县的六房咀拉开序幕，直至长途跋涉的行军结束。行军途中，部队条件艰苦，物资匮乏，战士们只能以柿子、核桃、高粱杆子以及树皮、草根等充饥。怨声载道，众人对夏曦的领导产生了不满，纷纷三两成群地抱怨这位领导人将原本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破坏殆尽。夏曦闻言，怒火中烧，认为是“改组派”在暗中作乱，随即下令保卫局对有怨言的干部和战士进行处决。

十月，夏曦为规避战争失利之责，不得不亲自执行其发布的命令。红7师师长王一鸣因与敌激战被逮捕，夏曦指控红7师在前线战败乃是由于改组派的干扰，并宣称王一鸣是改组派成员。继此之后，夏曦又罗列罪名，连续对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及以下200多名营、团级干部进行逮捕。他残酷地杀害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众多将领。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因其文武兼备，被誉为难得的军事英才，却在当年11月于江陵县沙冈遭遇误杀。即便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忠实地执行了夏曦严重侵害中农利益的土地政策及“绝不让一寸土地遭受敌军蹂躏”的指示，也因湘鄂边苏区的沦陷，被夏曦指认为改组派成员而遭处决。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提交的报告，此次“肃反”行动共逮捕241人，处决14人，但实际数字恐远超此数。

“还有一支给你吗？不给也没关系，这是我的，我从当营长时就一直带着它。”鉴于贺龙在红3军中的崇高威望，夏曦不敢轻易对他动手。

1933年伊始，湘鄂边地区的毛坝见证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一次重要会议。贺龙同志提出了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战略构想，夏曦同志对此表示了赞同，然而，他却对整顿红3军及暂停“肃反”行动持有异议。在会议中，夏曦明确表示：“我们务必毫不含糊地执行王明同志的指示……我们此后必须持续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并且解散现有的党、团组织，以创建全新的红军。”夏曦关于解散党和组建新红军的建议，遭到了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同志的坚决抵制。

1933年3月，红3军抵达巴东县金果坪之际，夏曦果断下令解散党团组织，并断言“省苏维埃已被反革命势力所掌控”。他下令撤销各级苏维埃政府，甚至连一些群众组织亦在其列。此一举措导致湘鄂西苏区的党和红军仅剩三个机构与四位党员。这三大机构分别是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负责肃反工作的分局秘书处以及红3军军部政务科；而四位党员则包括贺龙、关向应、卢冬生与夏曦本人。夏曦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表面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七人组成，实则大权独揽于担任主席的夏曦。直至1933年秋季，在贺龙与关向应的坚定抗争下，夏曦才勉强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从而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第三次“肃反”：加剧，误杀苏区精英

1933年3月，第三次“肃反”行动拉开序幕。是年，在贺龙的建议下，中央分局着手推进湘鄂边苏区的重建工作，同时将红三军精简为第七、第九两个师，分别由叶光吉、盛联均担任师长与政治委员，段德昌、宋盘铭则出任第九师的师长与政治委员。面对恢复苏区的重重挑战，夏曦并未从以往的挫折中汲取经验，反倒是错误地认定“湘鄂西的失败，根源在于‘肃反’的不彻底性……湘鄂西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有九成属于‘改组派’，党的活动已被‘改组派’所操控”。无视贺龙、关向应以及红军战士们的反对，夏曦一意孤行，强行发动了第三次“肃反”运动。

相较于前两次，“肃反”运动此次愈发猖獗。当段德昌与宋盘铭联名致信，倡议重返洪湖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时，夏曦即刻指责段德昌为“分裂红军”的元凶，称其为“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主使，要求“严厉打击”。批评之声刚落，翌日段德昌便遭逮捕，随后在金果坪被“公审”并残忍杀害。

段德昌，湖南南县人氏，1904年诞生于一个贫困的农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彭德怀同志的入党引路人。他曾担任红6军政治委员、军长，新6军军长，以及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勇敢地对抗夏曦的错误决策，指出：“先前中央派遣的邓中夏导致一团糟，如今夏曦虽不懂军事，决策犹豫，却对我们毫无具体指导，只是让我们盲目奋战。湘鄂西红军因此锐减至一半。‘肃反’运动摧毁了红军，丧失了苏区，这怎能不令人痛心？”在临刑之际，段德昌豪情万丈地表示：“我段德昌生为党，死为党，无愧于洪湖人民！历史终将给出公正的评判。”1952年，毛泽东主席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首份烈士证，段德昌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烈士。

“我是改组派，是反革命，今日落得如此下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他们赤足短裤，在刺骨的寒风中颤抖，有的甚至在游街途中倒地而亡。江奇却下令将这些人的尸体丢弃于乱葬岗，任由野狗撕咬。五峰县苏维埃主席易发深，只因与段德昌同饮过一次酒，便遭拘捕。江奇施以“背火背篓”、“铁牛耕地”等酷刑，但易发深始终坚称自己非改组派成员。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奠基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被打断了一条腿；湘鄂边独立团政委陈协平十指尽断，段德昌也屡遭重创，数次昏迷，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王炳南在被害前愤怒地说：“我尚未弄清楚自己是否曾加入改组派，便被处死，真是冤枉！”王炳南遇害后，他的次子也未能逃脱此劫。段德昌牺牲时年仅29岁，王炳南41岁，陈协平31岁，正值壮年，本可在事业上大有所为，却无奈含冤离世。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影响范围之广令人触目惊心。据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汇报，共逮捕了236人，其中56人被判处死刑。然而，根据实际情况，被捕和被杀害的人数远超此数，估计至少在千人之上。

四次肃反：忠言不听，后悔莫及。

1933年5、6月，第四次“肃反”运动拉开序幕，紧随第三次“肃反”的尾声。此次运动持续至1934年春。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因在执行任务中反对夏曦的“清党”策略，不幸被夏曦诬指为“改组派”的领导者。当时，有情报称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背叛，夏曦便趁机将宋盘铭逮捕，从而开启了第四次“肃反”。红7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因反对夏曦解散党团组织及构建“新红军”的错误主张，要求夏曦停止“肃反”，同样被诬陷为“改组派”，不幸被捕。在红3军和中央分局转移至宣恩、鹤峰的途中，江奇在夏曦默许下，暗中派人将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三人推下山涧，致其惨死。这三位英勇之士，最终含冤离世。曾救过夏曦一命的68师22团团长贺炳炎（后于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因与一所谓的“改组派”成员一同用餐，被错判为“改组派”成员，开除党籍，接受隔离审查。后来，由于贺炳炎所辖部队战事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用”贺炳炎指挥部队，贺炳炎指挥反击，赢得了一场大胜。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施压，贺炳炎方得以解脱。

“这些人加入革命是为了破坏革命，发展红军是为了瓦解红军，建设根据地是为了搞垮根据地。”红3军的连长和指导员被提拔后随即被捕杀，连续发生了多起此类事件。夏曦的狂热程度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甚至对自己的警卫员也产生了怀疑，亲自下令处决了三人。深受夏曦信任、掌握肃反大权的保卫总局局长江奇，在1933年的第四次肃反中被揭露为国民党特务。江奇在红3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夏曦，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记录下他怀疑是“改组派”的人名，一旦得到夏曦的同意，便会立即进行逮捕和处决。夏曦在发现他最信任的人竟是特务后，极为愤怒，下令逮捕江奇。江奇在事情败露后于半夜逃跑，最终被守卫击毙，23军因此除去了一害。

贺龙凭借其崇高威望，曾从夏曦手中解救众多生命。对于宋盘铭，他更是倾尽全力予以保护，然而夏曦却执意要将其置于死地。贺龙趁机将宋盘铭释放，却不幸被夏曦察觉，导致宋盘铭再次被拘捕。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正是在即将被处决之际，被贺龙及时发现并救下。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众多人士，也都是贺龙从夏曦的追杀中拯救出来的。

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按告，第四次“肃反”，“一共逮捕了172人”，“处死刑的41人”。其实，实际数字远不止此。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于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了重要会议，旨在对“肃反”运动扩大化所带来的惨痛后果进行初步总结。在会上，贺龙同志提出恢复红3军的党团组织与政治机关，并在印江、沿河、德江、酉阳等地建立苏区，同时终止肃反行动。此提议得到了关向应、卢冬生等同志的支持。夏曦同志则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加之他重用国民党特务江奇，大肆开展肃反运动，因而受到与会者的广泛指责。在会议中，夏曦同志表现出了消极悲观的态度，沉默寡言。最终，会议通过了贺龙同志的正确意见。此次会议标志着纠正夏曦同志“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端，为湘鄂西中央分局实现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奠定了基础，并成功挽救了红3军。

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接获了中共中央于5月6日发出的指示信。信中措辞严厉，对夏曦等人推动“肃反”运动过度化、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指责，并要求立即停止“肃反”的扩大化。随后，8月4日，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会议。在会议结束后向中央提交的决议中，夏曦公开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第五次“肃反”计划亦随之取消，标志着持续两年多的错误“肃反”行动最终得到了遏制。

“我并非敌人派来的间谍，亦非有意破坏革命，而是路线执行上的重大失误。”夏曦进一步表示：“我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但请记住，我是坚定地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啊！”“我并非如陈独秀那般摒弃苏维埃、抛弃红军，这怎能算作取消主义呢？”

尽管夏曦存在失误，但将其定性为取消主义显然是过分夸大了其错误；内部进行批评与斗争固然必要，但所做出的组织结论却显得不适宜。夏曦理应继续在领导岗位上履职，通过实际工作来纠正其错误。

夏曦在遭遇批评之后，首先被调派至地方从事工作。当年五月，他抵达红6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夏曦致力于通过实际行动来纠正自己的过失。谈及湘鄂西苏区在“肃反”过程中出现的扩大化问题，他痛心疾首地表示：“每当想起此事，我心中便充满了愧疚，这是我所无法弥补的过错啊！”

1936年2月28日，夏曦于贵州毕节七星关渡河途中不幸遭遇溺水，英勇献身，享年35岁。

自1932年5月至1934年7月中央下达停止“肃反”的指令，湘鄂西苏区及红3军内部共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肃反”行动。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透露：“在此期间，共计逮捕3000余人，其中党苏干部九成以上涉嫌改组派。”然而，实际数字可能远超这一数字。经过四次“肃反”之后，原本拥有3万余人的红3军，人数锐减至3000余人，且枪支匮乏，平均每名士兵所持枪支不足一支。此时，红3军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陷入濒临覆灭的边缘。

贺龙对夏曦的一生曾言：“夏曦，其人如两头尖，中间却显丰满。”萧克亦评价道：“夏曦之才，首尾皆佳，然中间偶有失策。”夏曦在红6军团任职政治部主任期间，工作表现出色，深受王震同志及我等尊敬，直至献身革命，其表现始终可圈可点。至于所谓的“中间错”，主要是指其执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尤其是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失误。然而，在这段时期内，亦不能全然抹杀其贡献，如枫香溪会师后建立黔东特区，亦有其一份功劳。至于肃反问题，在中央对湘鄂西分局进行批评后，夏曦便及时进行了改正。平心而论，夏曦在苏区进行的“肃反”，固然有排斥异己、意图掌握湘鄂西苏区领导权的个人动机，但更多的是源于对王明“左”倾路线的过度迷信，认为杀戮越多，路线越左，革命就越深入。加之夏曦本人多疑的性格，使得湘鄂西的肃反行动最终酿成了一场灾难。